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制度、人员配备、立法程序等根本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制度需求。
绝大多数未经严格法学训练的公民不可能对法律规范的存在、内容及适用范围具有准确、清晰的认知。但是，无故打人后受到惩处、唾骂的图像却早已通过日常经验深深地烙在了行为人的记忆中。
于是，人们逐步发现，一个在事实上有意导致他人重伤的行为被规范地评价为过失致人重伤罪，丝毫不足为奇。[34]不难看出，该说在不触动故意成立的前提下，将合理减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官对责任的实质性裁量之上。冯军：《刑事责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8页。如果行为人可以因为不知法而免刑，则意味着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能够左右法律规范的效力，这就为犯罪人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借口。但在违法性认识的判断中，却完全不存在类似的危险。
因此，即便国家真正做到普法到村、到户甚至到人，要求公民尽知法律都是不现实的。于是，就此类犯罪来说，违法性认识的产生只能来自于对相关法律的认知。理论这个词指对特定事物的大量观察、经验和陈述进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价值追求，与中国的法、国家和法治的价值追求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和法学领域的集中体现。法律职业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制度背景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从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实践来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本位的法权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理论，他指出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法家的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对法的起源、本质、目的与作用，以及立法原则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将中国传统法学理论实现了一次理论上的升华，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并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沿用。
[31]第一代人权主要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4.法治运行机制中新十六字方针理论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以执政党政治报告的形式，正式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新十六字方针，成为法治运行的关键环节。如何将优秀的西方法律文化转换为具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话语体系、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律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任务。高校尤其是政法类高校，在司法改革背景下面对新的法治人才培养需求，以及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重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使得自由与秩序、权利与责任、社会与国家得到平衡发展。[12]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简称党规，是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和实践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后，通过制定宪法对他们的胜利加以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也是由宪法加以确认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突出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依宪执政要求执政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定的政权运作方式来管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全面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宪法的基本价值，运用宪法及其基本理论解决执政过程中的各类问题。[15]可以说，党规严于国法，党规对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列主义，也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之一。1.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通常含义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照法律行使。另一方面，法也需要政治作支撑，来推进其实施。【期刊名称】《学术交流》【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8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智识创制 。法对于国家权力起到支撑和制约作用。这种表现与我国法治建设中所强调的提升民众权利意识的要求实现了对接，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主体条件。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既是对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的积极吸收和借鉴，也是在中国本土国情上建构和演绎出的新理论体系。
这些近代学人抱有很强的学术救国信念，想要通过西方法学的本土化来挽救艰难的国运，收回治外法权。虽然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风俗文化不同，但每个国家均运用法律确立本国国体、政体、政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力、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
这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重点课题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研究(2017DHA005)阶段性成果。[39]李贵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改革开放前30年，因为特定历史原因和实际需要，中国的法学教育有较强的政治权重。[22]依宪执政有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化。
就地域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在法治人才的供需上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基本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而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择供不应求，法治人才严重短缺。[18]由此，通过党内最高级别文件的形式确认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论(以下简称三统一理论)。
依法治国必须在坚持此前提下才能进行。为此，我们有必要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理性、科学的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
这些主体间性将直接影响着新时期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和谐共进，决定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广度与深度。第三代人权主要指发展权、和平权和环境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
[20]从法与政治关系的现实角度来看：一方面，法势必要受政治的制约，一国的政治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在司法体制改革和法学教育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是当前我国实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从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来看，法治政府的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保障：首先，社会的法治化水平依赖于政府的法治化水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发展成什么形态，政府起到不可推卸的责任。立足于中国法治建设现实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需求和法治的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存在基石和实际支撑，他是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体系。
最后，法有助于提高国家权力的运行效率，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法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与相互配合的义务，同时禁止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与武断性。习近平总书记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学科体系专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法治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20]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41]时显群：《论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期。
[10]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最后，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我们必须以创新的心态统领全部工作，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不断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